1．“官僚”一词的贬义 “官僚”、“官僚的”和“官僚制度”，显然都是贬义词。没有人自称“官僚”，或把自己的管理方式称为“官僚”管理。这些字眼在使用中总有骂人的意思。它们总是意味着对人、机构或各种办事方式的蔑视和批评。没有人怀疑，官僚制度一无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不应有它的立足之地。 这些说法具有贬义，并不限于美国和另一些民主国家。它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普鲁士，这个专制主义政治的杰出典范，也没有人愿意被称为官僚。普鲁士国王的wirklicher geheimer oberRegisrungsrat（最高枢密院顾问）为授予自己的尊严和权力而自豪。他对下属和臣民尊重自己趾高气扬的态度而高兴。他陷在自己既重要又无谬误这种想法中不能自拔。然而，假如有人傲慢无礼地把他称为官僚，他会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侮辱。在他本人看来，他不是官僚，而是文官，这是他的威严所在，他是国家的官员，始终不渝、日以继夜地关怀着全体国民的福祉。 值得指出的是，批评官僚体制的人认为，“进步人士”要对官僚体制的扩展负责，可是这些人并不想维护官僚体制。相反，他们同那些在另一些问题上被他们视为“反动分子”的人一起谴责官僚体制。例如他们坚信，官僚的统治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乌托邦的本质。他们说，官僚体制是资本主义体系在试图缓和自身消亡的无情趋势时采取的一种差强人意的手段。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最终胜利，不但会消灭资本主义，也会消灭官僚体制。在明天的幸福世界里，在实现了全面计划这一福音的天堂里，不会再有任何官僚。普通人就是最高首长，人民亲自照料自己的所有事务。只有头脑狭隘的资产阶级才会陷入这样的谬论，认为官僚体制是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的东西的预演。 可见，大家似乎都同意，官僚体制是一种罪恶。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没有人曾做出尝试，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说明官僚体制的确切含义。这个词被漫不经心地使用着。如果要求人们提供一个准确的定义和解释，大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如果他们不清楚官僚体制和官僚的含义，他们怎么能够谴责这种现象呢？ 2．美国公民对官僚主义的指控 假如让一个美国人具体解释一下他对有增无减的官僚化的抱怨，他也许会这样说： “我们美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分立上，是建立在联邦和各州管辖权的公平划分上。立法者、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以及许多法官，是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即选民，才是至高无上的。此外，政府的这三个分支，都无权干涉公民的私事。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是自由人。 “然而，多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新政以后，一些强大的势力试图用一种不负责、肆意妄为的官僚体制的专制统治取代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制度。官僚进入政府，不经选民的选举，而是由另一些官僚任命的。他篡夺了很多立法权力。政府的各个委员会和官僚部门颁布政令和法律，管理并指导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不但插手过去一直留给个人决定的事情，甚至毫不迟疑地颁布一些政令，从本质上说，它们等于废除了经正当程序而生效的法律。官僚部门利用这种准立法手段篡夺权力，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事务之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以十分任意的方式，决定许多事情。官僚部门的统治和裁决权，又被联邦官员所加强。名义上的司法审查变得形同虚设。官僚们每天都在获得更多的权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主宰整个国家。 “毫无疑问，这种官僚体制从本质上说是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的，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违背宪法的精神和文本，是在复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方式。它狂热地敌视自由创业和私有财产。它窒息了工商业活动，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漫不经心的开支，糟蹋着国民财富。它是无效率的和浪费的。它标榜计划，可是它根本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它缺少统一与协调。不同的官僚部门和机构，为了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工作。结果是整个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机制的解体。贫困和痛苦必然随之到来。”

大体而言，对官僚主义的这种严厉指责，是对美国政府目前趋势的恰当描述，然而它并没有触及要害，因为它认为官僚体制和官僚要对一种变化负责，而这种变化的原因必须从别处寻找。官僚体制不过是一些有着更深层根源的事物与变化的结果和表征。 目前政策的特点，是用政府管制代替自由创业的趋势。强大的政党和压力集团，强烈要求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公共管制，要求实行彻底的政府计划，要求工商业的国有化。他们的目的是政府全面控制教育和医疗专业的社会化。对于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无不打算使其服从当局的统治。在他们眼里，国家管制是消除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 这些全能政府的热情倡导者，在赞扬他们自己在极权主义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时，倒是十分谦虚。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它是历史发展必然的、无可逃避的趋势。他们同卡尔·马克思一样坚信，“由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注定来临，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利润体系注定消亡。“未来的大潮”将把人们带向政府全面管制的人间天堂。极权主义的鼓吹者自称“进步分子”，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理解了各种潜能的含义。他们嘲笑和蔑视那些试图抵抗各种因素——如他们所说，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阻挡它们——的人，把这些人称为“反动分子”。 由于这些“进步分子”的政策，各种新的政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官僚的数量成倍增长，令人忧虑地蚕食着公民个人的行动自由。许多公民，即那些被“进步分子”诅咒为“反动分子”的人，厌恶对他们的事务的侵犯，指责官僚的低能和浪费。可是这些反对者历来仅仅是少数人。这从他们在以往的选举中无法获得多数票即可得到证明。“进步分子”，自由创业和私人开拓精神的死敌，狂热鼓吹政府管制工商业的人，打败了他们。 事实上，“新政”中的政策一直得到选民的支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假如选民不再赞成这种政策，它是会被彻底放弃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宪法仍然完好无损，选举仍是自由的。选民在投票时没有受到强制。因此，说官僚体制的获胜是利用了非宪法的、非民主的方式，是错误的。法学家对某些次要问题提出的疑问也许不错，不过就整体而言，新政有国会为其撑腰。是国会在制定法律和拨款。 当然，美国面对着宪法的创立者未曾预见、也无法预见的一种现象：国会自愿放弃它的权利。国会在许多时刻，放弃了为政府的各种机构和委员会立法的职能，它放松预算控制，为各种支出大量拨款，把开支的细节留给行政部门决定。国会把它的某些权力委托出去的权利，暂时还没有引起争议。在“全国复兴局”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该机构违宪。然而以较谨慎的方式委托权力，却几乎成了惯常的做法。无论如何，以这种方式采取行动的国会，过去一直没有违背享有主权的人民中所谓多数的意志。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代表权是现代独裁体制的主要手段。正是借助于代表权，希特勒及其内阁统治着德国。正是借助于代表权，英国左派要建立它的独裁体制，把大不列颠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代表权可以被用来充当独裁体制的宪法伪装。不过，美国目前肯定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国会无疑仍然拥有法定的权利，确实可以收回它委托出去的任何权力。选民仍然既有权利也有能力，把反对放弃国会权力这种做法的参议员和代表送回来。在美国，官僚体制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 管辖权日益集中到中央政府，从而削弱各州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做法不合宪法，也是错误的。华盛顿的政府并没有公开篡夺各州的宪法权力。宪法所确立的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权力分配的平衡受到严重干扰，是因为当局从发生在联邦层面而不是各州层面的大多数事务中，获得了新的权力。它不是神秘的华盛顿派系罪恶操纵的后果，而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美国是一个经济单位，它有统一的货币信贷体系，存在着商品、资本和人员在各州之间的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政府必须对工商业实行集中管理。把它留给各州自行处理是不切实际的。假如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自行管理工商业，统一的国内市场将四分五裂。只有每个州能够利用贸易和移民壁垒，以及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把自己的领土同全国其他地方隔离开，由各州管理工商业才是可行的。既然没有人严肃地主张打破国家经济的统一体，那么只能把管制工商业的任务委托给联邦。由其性质所定，政府的工商业管制体系的目标，就是彻底的集权制。宪法所保障的各州的自主权，只有在自由创业的体系中才能得到落实。选民在投票支持政府管制工商业时，即使他不一定有自觉的意识，也是潜在地投票支持更大的集权化。 批评官僚体制的人，把攻击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一种表面现象，却没有对准罪恶的根源。主宰公民经济活动的无数政令，是直接来自于国会正常通过的法律，还是来自于得到法律授权和拨款的一个委员会或政府机构，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真正抱怨的，是政府实行这些极权主义政策的事实，而不是制定它们时采用的技术性程序。就算国会没有授予这些机构伪立法的职能，而是把这些职能所必需的颁布一切政令的权利依然保留给自己，这也没有什么不同。 一旦宣布价格管制是政府的任务，无数的价格限制就会接踵而至，并且其中的很多限制必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被一再改动。这种权力被授予了价格管理局。然而，即使必须由国会以立法形式通过这种限制，也不会从实质上损害其官僚的支配权。国会将被湮没在无数的法案之中，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它的能力所及。国会成员既无时间也缺少信息，去严肃地评估价格管理局各分支机构精心设计的这些议案。他们只能相信该局的首脑及其雇员，一揽子式地批准法案，或是通过法律授予该局管制价格的权力，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对于国会成员来说，让他们以通常用于思考政策和法律的负责精神和谨慎态度去审视这种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对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创业和消费者至上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议会程序是为其制定法律的一种适当的办法。它们基本上不适合于全能政府统治下的行为。由当局决定胡椒和桔子、照相机和剃刀、领带和纸餐巾价格，宪法的制定者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种政治体制。假如他们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肯定会认为，是由国会还是由官僚机构颁布这些立法，完全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很容易理解，政府管制工商业，同任何形式的立宪民主政府，根本就是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独裁的统治方式，并不是偶然的。极权主义和人民的统治水火不容。就算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所有政令都服从他们的“议会”的决定，德国和俄国的情况也不会有所不同。在政府管制工商业的条件下，议会只能是一个由“好好先生”组成的集会。 从官僚管理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这个事实中找毛病，也没有道理。行政官员由选举产生的做法，仅仅对最高行政官员有意义。选民只能在他们了解其政治品格和信念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用这种方式任命大量不熟悉的人，无异于胡闹。公民选举总统、州长或市长是有意义的。假如让他们投票选举成百上千的下级职员，则是无稽之谈。在这种选举中，选民不可能做出选择，他只能批准政党提供给他的名单。以正当方式当选的总统或州长，任命自己的全部助手，或选民对一张名单进行投票，上面列出了选民中意的候选人选定的所有助手的姓名，这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极权主义趋势的反对者说得十分正确，官僚们可以运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随意决定那些对于公民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确实，官员不再是公民的仆人，而是不负责任而又专横的主子和暴君。然而这并不是官僚体制的过错，而是一种新的政府体制的产物，它限制个人料理自己的事情的自由，为政府指派越来越多的任务。罪魁祸首不是官僚体制，而是政治体制。享有主权的人民，仍然能够自由地抛弃这种体制。 另一个事实是，官僚体制对私人工商业和自由创业怀有难以平息的仇恨。但是这种体制的支持者，却把这视为他们最值得赞赏的态度。他们非但不以反对工商业的政策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的宗旨就是政府对工商业的全面管制，把希望逃避这种管制的工商业人士一概视为公众的敌人。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仅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这种新政策并没有违反宪法，然而它背离了宪法的精神，它无异于消灭过去数代美国人所珍爱的一切；它肯定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放弃人们习惯上称为民主的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属于美国。但是，在它的支持者看来，这种指责并没有使“进步”趋势信誉扫地。他们以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批评者的眼光看待过去。他们说，美国语言里的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响亮的概念，它代表着扭曲了的贪财行为，它被称颂为一种美德”。这种观念“让那些一心搞钱的人、狡猾的骗子、股票玩家和搜刮国民财富的土匪放手大干。”①美国的制度被诅咒为伪造的“权利法案的民主”，而斯大林的俄国体制，则被慷慨地赞扬为唯一真正的民主。 ①W. E. Woodward, A New American History（伍德沃德：《新编美国史》） (New York, 1938), p. 808. 我们从这本书的封套上可以读到：“今天，任何有着健全思维、对事实了如指掌的父母都可以发现，贝内迪克特·阿诺德作为其儿子的楷模，总体上要比林肯更令人满意。”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从违背美国精神的官僚统治中看到任何弊端。 目前政治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是，组织社会生活应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为基础，还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公共管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资本主义意味着自由创业、经济事务中的消费者至上以及政治事务中的选民至上。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对个人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管制，以及作为生产管理董事会的政府的不受限制的至上地位。与大众的幻想相反，不存在中间道路，不存在作为可以长久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第三种可能的制度。②公民必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像许多美国人说的那样，在美国和俄国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② 见下文117-119页。 在这一对抗中，凡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的人，就必须坦率而直截了当地站在资本主义一边。满足于抨击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某些措施是徒劳的，只去对抗一些附带现象，而不是极权主义的趋势本身，也是没有用处的。仅仅沉迷于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无异于虚度光阴。 3．官僚主义的“进步”观 “进步分子”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把矛头主要指向公司化大企业的官僚化。他们的理由如下： “过去的企业相对较小。企业家能够监督企业的方方面面，亲自做出一切重要决定。他是全部资本的所有人，或至少是大部分资本的所有人。他本人极为关切自己企业的成功，因此他会尽力提高自己企业的效率，避免浪费。 “但是，由于不可抗拒的经济集中化趋势，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今天，舞台的主宰者是公司化的大企业。它的所有者缺席，法定所有人，即股东，在管理中没有实际发言权。这一任务被交给了专业管理者。企业是如此之大，各种职能与活动必须分配给各个部门和负责管理的下属。对事务的管理必然变成官僚的管理。 “今天，支持自由企业的人，就像歌颂中世纪手工艺的人一样，过于浪漫了。他们完全错误地把一些曾经属于中小企业的出色素质，赋予了巨型公司。根本不存在把大企业分解为小单位的任何可能。相反，经济权力进一步集中化的倾向必然得势。垄断性的大企业将蜕变为严酷的官僚主义；政府将变成无所不能的企业派阀的傀儡。 “政府责无旁贷，必须采取行动扼制这种管理寡头的权力。对政府严格管制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事情只能如此，只能在不负责任的官僚管理体制的统治和国民政府的统治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推理的诡辩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政府官僚主义的扩张受到的普遍批评，“进步分子”和新政派回答说，官僚体制根本不限于政府，它是工商业和政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的最广泛的原因是“巨大的组织规模”，③所以它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 ③参见Marshall E. Dimock and Howard K. Hyde, Bureaucracy and Trustee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 （迪莫克和海德：《大企业中的官僚体制和代理人制度》）, TNEC Monograph No. 11, p. 36. 本书力求证明，凡是追求利润的企业，无论规模多大，只要它的管理不受政府干预，都不易于变成官僚体制。走向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趋势，并不是企业演化过程所固有的。它是某些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些政策旨在取消利润动机在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中的作用。 在这篇导言中，我们只打算扼要地谈谈大众对企业官僚化的抱怨所涉及的一个问题。人们说，官僚化是由于“缺少有能力、有效率的领袖”引起的。④需要“创造性的领袖”。 ④参见Dimock and Hyde, Loc cit., p .44, 以及他们引用的文章。 在政治事务的领域里，抱怨缺少领袖，是一切独裁制度先驱的典型态度。在他们眼里，民主政府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没有能力产生伟大的Fuhrers（德语：“领袖”）或Duces（意大利语：“领袖”）。 在工商业领域，创造性的领袖表现在调整生产和分配以适应供需条件的变化，以及采纳实用性的技术改进。工商业界的伟人，是能够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的人，他是进步的先驱，为其同胞提供他们过去不知道或出乎意料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可以把他称为领袖，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和活力，迫使其竞争者要么模仿他的成就，要么离开工商业。他的不知疲倦的发明精神和对创新的喜爱，阻止着所有的工商业机构蜕化为闲散的官僚机构。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不知疲倦的活力和进步精神，这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所固有的。 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缺少这种创造性的领袖，肯定是言过其实的。美国工商业界许多昔日的英雄依然健在，并且活跃在他们的生意场上。对于年青人的创造性，在发表意见时需要谨慎。正确评估他们的成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真正的天才，是很少被当代人所承认的。 社会无法为培养天才做出任何贡献。创造性的天才不是训练出来的。没有培养创造性的学校。所谓天才，恰恰就是藐视一切教育和规则的人，他离经叛道，在过去无法行走的土地上开辟新的道路。他向来是自我塑造的。他不祈求任何有权势者的支持。不过，政府倒是能够造成某种状态，窒息创造性心灵的努力，阻碍他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这就是今天工商业领域的局面。我们不妨看看所得税吧。过去，一个聪明的新手从事一项新计划，他很贫困，资金无多，并且大部分是靠举债。当最初的成功到来时，他并不增加自己的消费，而是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于是他的生意迅速扩展。他变成了自己那一行的领袖。他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迫使富有的老企业和大公司调整自己的管理，以便应付他的创新带来的新局势。他们不能对他熟视无睹，沉浸于官僚式的疏忽大意之中。面对这个危险的竞争者，他们必须日以继夜地保护自己。假如他们找不到能够对付这个新手、管理他们生意的人，他们只好同他的企业合并，服从他的领导。 但是，今天的所得税吞没了这个新手80%甚至更多的利润。他无法积累资本；他无法扩大自己的生意。他的企业不可能变成大企业。他不是既得利益的竞争对手。老的企业和公司已经拥有可观的资本。所得税和公司税既阻碍着它们积累更多的资本，同时也阻碍着新手积累资本。他注定只能永远经营一家小企业。已经存在的企业受到保护，聪明的新手威胁不到它们。它们不必惧怕他的竞争。它们以传统的方式、传统的规模维持着自己的生意，就此而言，它们享有真正的特权。⑤当然，它们也被剥夺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税收不断汲取它们的利润，使它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资金用于扩大生意。 ⑤本书的主题不是税制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因此没有必要讨论遗产税的后果，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而所得税的上述作用则是一种晚近的现象。 今天，在所有国家的任何成文税法中，征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阻止新资本的积累以及它能够带来的进步。同样的趋势也见于公共政策的另一些分支。“进步分子”抱怨缺少创造性的工商业领袖，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缺的不是人，而是允许他们运用个人才干的制度。现代政策束缚着创新者的手脚，不亚于中世纪的行会。 4．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 本书将要说明，官僚体制，以及官僚主义的行事方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它们必然存在于对一大片地区享有主权的一切政府的行政机构之中。古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皇帝，都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另一些统治者也莫不如此。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是一种不采用官僚和官僚手段在一大片领土上组织政府的尝试。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它造成了政治统一的彻底解体和无政府状态。这些封建领主最初只是官员，服从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后来却变成了独立的君主，几乎无休止地相互征战、废除国王、法院和法律。自15世纪以来，抑制傲慢的封臣成了欧洲每个国王的主要任务。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它用官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取代了众多地方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一发展的领头人是法国国王。托克维尔早就解释过，波旁王朝如何毫不动摇地致力于消灭强大的封臣和贵族寡头集团的独立地位。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完成了由绝对专制的国王开创的事业。它消灭了肆意妄为的国王，它确立了法律在行政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限制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它没有消灭官僚管理，只是把它置于法制和宪法的基础上。法国19世纪的行政系统，是尽可能用法律驯化官僚专权的一种尝试。它成了所有其他自由民族的楷模，除了盎格鲁·萨克逊的普通法地区以外，这些民族急于立法，急于建立文明行政行为的最高合法权威。 被全能政府的鼓吹者赞赏有加的普鲁士行政系统，就其早期的起源而言，仅仅是对法国制度的模仿，但是光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腓特烈二世这位“伟大的”国王，不仅从君主制的法国输入方法，而且输入了实施这些方法的人。他把货物税和关税的管理交给数百名法国官僚组成的一个班子。他任命一个法国人担任邮政总长，任命另一个法国人担任科学院院长。今天的美国人说，官僚主义不是美国货，与此相比，18世纪的普鲁士人有更充足的理由说，官僚主义不是普鲁士货。 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普通法国家，行政活动的立法手段大大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人和美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防止行政专权的最有效的保护。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证明，没有任何法律防范手段，足以抵挡一种受到强大意识形态支持的潮流。政府干预工商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流行观念，已经动摇了由二十代盎格鲁·萨克逊人为阻挡专横统治的洪水而筑起的大坝。许多知识分子和无数的选民，组织起了农业和劳工压力集团，他们轻蔑地把美国的政治体制称为“财阀政治”，他们渴望采用俄国的方式，它不为个人提供任何保护手段用来对抗当局的专断权力。 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它是让个人的全部生活、工作和休闲，服从于当权者的命令。它把人贬低为一架无所不在的强制机器上的齿轮。它强迫个人放弃一切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活动。它不容忍任何异见。就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它把社会改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或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改造成了一座监狱。不管怎么说，它是与文明民族过去遵循的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它不仅是人类向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归，如黑格尔所说，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所有人都是奴隶，然而亚洲的君王并不干涉臣民的日常事务。每个农民、牧民和工匠，都保留着自己的一片活动领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受国王及其臣僚的侵扰。在自己的家政和家庭内部，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不同于现代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从摇篮到坟墓，它紧紧地束缚着个人。生活的每时每刻，“同志”都必须默默服从最高权力发布的命令。“国家”既是他的保护人，也是他的雇主。国家决定着他的工作、他的饭碗、他的喜怒哀乐。国家告诉他要想些什么和相信什么。 官僚体制是落实这些计划的帮手。但是，指责官僚个人要对这种体制的罪恶负责，却是不公平的。错误不在于那些供职于官府衙门的男男女女。他们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受害者。是这种体制恶劣，而不是其中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恶劣。没有官僚部门和官僚手段，政府无法运转。没有文明的政府，社会合作也无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官僚统治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厌恶的不是官僚主义本身，而是官僚统治对人类的所有生活和活动领域的入侵。反对官僚体制入侵的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对极权主义独裁的反叛。给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战斗帖上反官僚体制的斗争这个标签是错误的。 然而，在对官僚主义的方式方法的普遍抱怨中，也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因为它们的弊端，也反映着任何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方案的本质缺陷。通过对官僚体制问题的全面研究，我们最终会发现，为何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完全行不通，一旦付诸实践，必然不但造成全体人民的贫困，而且造成社会合作的解体——陷入彻底的混乱。所以说，研究官僚体制，是研究社会组织，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5．选择：利润管理还是官僚管理 要想知道官僚体制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利润动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一样，人们对其基本特征并不了解。因蛊惑人心的宣传而广为传播的各种神话，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完全错误的描述。在提高大众的物质福利上，资本主义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在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人口数量数倍于“工业革命”前夜，这些国家的每个公民享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早期的富人。可是大量的公共舆论却轻蔑地把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凄惨的制度，它对广大的多数人是有害的，只会促进一小撮剥削者的自私的阶级利益。一些政治家，他们的主要业绩就是限制农业产出，竭力为制造技术的进步设置障碍，却把资本主义贬为“匮乏经济”，大谈什么社会主义将要带来的富裕。工会会员开着自己的轿车，他们的领袖却热情颂扬破衣烂衫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称赞工会受到镇压、罢工是刑事犯罪的俄国的工人所享有的自由。 没有必要详细审查这些神话。我们既不想赞扬，也不想谴责。我们要搞清楚这两种制度的真相，它们如何运行，它们如何服务于人民的需要。 尽管官僚体制的含义含糊不清，但是对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处事方式之间的不同之处，似乎存在着一致的看法：公民个人的方式，与管理政府部门和市政的方式。没有人否认，管理警察局所遵循的原则，本质上不同于追求利润的企业所采用的原则。因此，研究一下这两种机构所采用的方式，对它们加以比较，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官僚体制的优劣，它的机制和它的运行，只有通过与利润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的功能机制加以比较，才能得到理解。 （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