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昆明客厅 林徽因在云南的建筑设计

1946年在昆明的林徽因

作者 李玉俐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虽然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蓝天里，现在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1938年初春，辗转多日到达昆明不久的林徽因，在写给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如是诉说着内心的复杂感受。

1937年底，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携一双年幼的儿女和林母逃亡至长沙，在惨烈的空袭中侥幸逃过一劫。一家五口挤上一辆破旧的汽车，历经路途崎岖和身患疾病的折磨，于1938年1月中旬终抵昆明。自此至1940年底，将近2年的战时岁月，林徽因一家与昆明这座城市休戚与共。在此期间，她以柔弱的双肩担负起沉重的生活，倾力为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默默贡献力量，也为西南地区古建筑考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举家逃难的沙龙女主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由梁思成主持工作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暂时解散。此后不久，梁思成接到日本“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夫妇二人决意离开北平。9月4日晚，林徽因夫妇连夜收拾行装赶往天津与家人会合。月底，一家五口西行南下，踏上了前路未卜的逃难之旅。

他们一路经过塘沽、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辗转到达长沙时，已然是1937年10月初。1937年11月24日，长沙遭遇惨烈空袭，林徽因一家侥幸逃生。同年12月8日清晨，林徽因一家告别长沙，踏上向昆明西迁的艰难路程。

从长沙到昆明让一家人身心俱疲。然而，令林徽因倍感心痛的是外敌入侵之下，那些壮美依旧的风景——山河之美愈发衬托出战争的残酷，飘动的白云下，青山碧水环抱着的古朴小城让她倍感亲切，以至于她在途经好友沈从文故乡沅陵县时，在信中这样慨叹：“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林徽因出身名门，又能以自身才华闪耀于知识界。林徽因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被破格聘任为建筑设计课兼职讲师。之后，她又选择进入耶鲁大学修习戏剧艺术。回国后，她与梁思成婉拒清华大学之邀，一同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彼时贫弱的中国，尚鲜有人关注古建筑。林徽因夫妇竭力支撑着草创时期的中国营造学社，这项工作让她充满期望和自豪。

翠湖畔的故旧重逢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一家抵达昆明，暂时借住在位于巡津街9号的“止园”。初到昆明的林徽因夫妇健康状况颇为堪忧，生活困难。林徽因不得不克服身体病痛，每周上下山坡四次，到云南大学教授6小时英文补习课。每月所得不过几十元法币，但一条建筑测量皮尺就花去了23元。

1938年3月以后，吴宓、朱自清、金岳霖、沈从文、周培源、陈岱孙等志同道合的好友陆续抵达昆明，友人们时常聚集在离翠湖不远的梁家。林徽因曾对朱自清说过，云南建筑物的设计很合理。5月起，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林徽因夫妇承担了学校女生宿舍“映秋院”和教室“泽清堂”的设计工作。几乎同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代表西南联大聘请他们作为工程师设计新校舍。与此同时，夫妇俩也积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对昆明的圆通寺、东寺塔、真庆观大殿、金殿等进行了细致周严的考察，这是对昆明古建筑的首次普查，为后世留存下图纸、照片等诸多宝贵资料。

紧张疲惫的生活之余，林徽因仍不忘提起诗笔，记录下她对昆明的印象。诗歌《除夕看花》于1939年6月28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记录的是对战时昆明花市的观感：“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人心头上牵挂。”《昆明即景》一诗则将目光投向南瓜棚下的茶铺和昆明传统样式的临街小楼，体察着生动鲜活的市井风貌。

女建筑家的自建小屋

1939年初，昆明市内连续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日积月累的操劳和担忧让林徽因的病体每况愈下，生活也愈发陷入窘境。

为躲避空袭，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将办公地址迁至昆明东北郊的兴国庵。梁思成与刘敦祯、莫宗江等赴四川西部考察，林徽因则留守庵中主持学社的日常工作。不久后，林徽因一家移居距兴国庵约两公里的棕皮营。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紧邻金汁河，河堤上长满了高大笔直的松树，空气中飘散着迷人的野花香。这古朴静美的景色重新唤起了林徽因内心对美的感知，她决心倾其所有、自建一座小屋。

昆明城郊的这座艰难建成的小屋虽颇为简朴，却无需“自惭形秽”：本地的土坯墙和瓦顶，内部是粉白的石灰墙，房屋背后有一个坐落于桉树丛中美丽的小花园。这座仅80平方米的三间平房看似素朴无华，却在细节处彰显出主人的品位——数扇敞亮的窗子尽情吸纳着昆明明媚的阳光，与周遭农舍相异、也最为“奢侈”的要数它铺设的木地板和起居室中那个小小的简易壁炉。与梁家相毗邻的是李济和钱端升，梁家的小屋于1939年春最后落成。几家人高兴地相互指出对方房屋无伤大雅的啰唆之处，气氛和谐而宁静。

1940年11月底，中国营造学社所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由昆明迁往四川李庄。林徽因一家近2年的昆明岁月，自此暂告一段落。

八位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三弟林恒于成都上空为国捐躯。1944年春才得知噩耗的林徽因，于病榻上作《哭三弟恒》，哀悼其弟以及为国殉难的飞行员们。林徽因与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因缘，还要追溯到当年逃难途中的一次艰险的偶遇。

1937年底，在途经湖南晃县时，患肺炎多日高烧不退的林徽因已无力支撑，梁思成焦急万分。这时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传来，梁思成上前探问，开门的那一刻，乐曲戛然而止。这一幕深深地印在儿子梁从诫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父亲难为情地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梁从诫《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

这些雪中送炭的青年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方向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数日。这些飞行员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视作亲近的长兄、长姊。林恒此时也正在空军服役，这让林徽因对这些弟弟们有了更多亲近。

一年后，这些青年在航校毕业时，在昆明并没有亲属，他们便邀请夫妇二人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辞。由于随时可能到来的牺牲，每位出征前的空军战士都要留下亲人的联络地址。而这几位青年的家乡多在沦陷区，他们就留下了梁家的地址。

然而几乎是在意料之中，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从夫妇俩接到第一封阵亡通知书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噩耗传来。为了纪念这些抗战英雄，此后每年的7月7日中午12点，梁家都会默哀3分钟。战后的林徽因在友人谈起空军英雄们的事迹时，就如谈论文学作品时那般激情四溢，沉痛的悲伤已化作深植于心的温暖力量。

再回首：西山最好的夕阳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几年内，林徽因寄居四川省李庄镇。当地阴冷潮湿的气候使她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苦心经营的中国营造学社也因经费紧张而举步维艰。1945年底，经美国权威胸外科医生诊断，林徽因很可能将不久于世……

1946年2月底，在友人的建议下，林徽因从重庆前往昆明养病。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她难掩内心的喜悦：“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

林徽因这次短居昆明期间，寓于位于圆通山附近北门街71号的唐家花园。从这座美丽的宅院向外眺望，昆明如洗的碧空、远处的山峦让她心动不已。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后一次与昆明的晤面，难忘的印象长久留存于心：“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个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经过3个月左右的休养，林徽因从昆明回到重庆。1947年春，清华大学建筑系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基础上创立，卧于病榻的林徽因依旧坚持操劳系内诸种事宜。

此后的几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抱病筹建清华建筑系工艺美术设计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大会堂设计、抢救濒危的景泰蓝工艺、保护北京古城建筑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这位女建筑家、诗人“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她的才华，恰如好友卞之琳的评价：“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窗子以外：忆林徽因》）

1955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走完了美与韧的一生，“人间四月天”就此谢幕。